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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報】第六屆南海法律高端論壇會議綜述

2018年12月21日  來源:西北政法大學

(法制日報2018年12月19日第12版)

11月24日至25日,由中國法學會法學期刊研究會主辦,海南大學法學院、海南省南海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海南大學國際司法與仲裁研究中心承辦的第六屆“南海法律高端論壇”在海南文昌舉行。來自外交部、自然資源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政法大學、武漢大學、重慶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山大學、大連海事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上海大學、海南大學等單位的90余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

開幕式由海南大學副校長王崇敏教授主持,中國法學會法學期刊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張新寶教授,海南大學法學院特聘院長高之國教授分別致辭。與會代表就“中國海洋法問題新發展”“再議海洋新秩序”“海洋保護區問題”“‘區域’資源開發及BBNJ問題”“軍民融合及自貿港問題研究”五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交流。

一、中國海洋法問題新發展

張新寶教授對近5年CLSCI期刊刊發國際法論文情況進行了簡要回顧和評析,他指出了國際法近年發文的一些特點,包括:發文量總體不高且近年來下降明顯、各期刊的發文數量分布不均、國際公法和國際經濟法發文量均超過國際私法、國際法三個學科各自的研究重點非常突出、基礎研究和熱點問題研究並重、選題的挖掘更加具體和細化、內部的融合和借鑒趨勢顯現等。在海洋法選題方面,他指出要加強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中相關法律問題、海洋開發利用和海洋環境保護、海洋法一般的制度、“一帶一路”相關法律問題等的研究。同時,他也建議,我國國際法學者們要針對一些重大課題,特別是涉及我國國際話語權的話題,在國外的一些主要期刊發表文章。

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書記賈宇從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改革開放以來三個曆史階段梳理了中國海洋法治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情況。她提到,民國時期主要體現爲初步的海洋管理法規和南海海洋國土意識,而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則主要爲高度關注海防安全同時實施海洋管理。改革開放40年來是實現從海洋法制到海洋法治的過程。海洋法制建設快速發展中表現出鮮明的海洋法立法特色:創設新概念,如管轄海域、深海海底區域;創建新制度,如監督檢查;拓展新疆域;加強資源保護;充分行使公約賦予的權利;與國際法“對接”等。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余敏友教授將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際海洋法學的發展分爲三個階段。他認爲,40年來中國國際海洋法學發展有四大特點:始終以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爲研究對象;始終追隨中國不斷融入、參與和塑造國際海洋法秩序的進程;不斷探索和創新海洋法研究模式;人才隊伍日趨壯大,國際影響力逐步上升。但同時伴有三大隱憂:理論研究有待深入持久;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研究有待加強;結合國家利益研究的精准度有待提高。因此,他建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海洋法體系,爲新時代海洋強國戰略提供法治保障;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海洋法律屏障;提升運用國際海洋法的能力,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法律制度建設;推動國際海洋法體系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全球海洋治理。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李居遷教授提出,在爭議海域,我國可考慮妥善利用國家單方行爲的形式,根據情況變化轉化角色和國家行爲方式,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具體手段包括:在東海、南海明確承認各國航行權;承諾維護海洋環境、不妨礙各國航行權;放棄一些無損于我國權益的主張,對于“島嶼與周邊海域”的提法應當慎重;堅決抗議美國等域外大國單方面惡化南海形勢的做法,對于某些國家強占我國島礁行爲的抗議應當明確、及時、反複。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少華提出,自貿港區法治建設原則應爲簡政放權、競爭中立、裁判中立、社會自治;建設路徑則是在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上從全能政府轉向有限政府、從企業依附轉向商人自治、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

中海油總公司經濟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良福建議:以務實、開放的心態處理“南海行爲准則”的法律地位問題,借鑒印度洋行爲准則不對域外國家開放也不強調域外國家權利的做法,在南海行爲准則磋商中,我國應盡可能地減少導致域外國家介入的內容,增加約束域外勢力的內容。

二、再議海洋新秩序

西北政法大學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王泽林通过对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相关国家实践进行梳理,分析了其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争议。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划定直线基线是否都必然主张了完整的海洋权利?相关直接利益国家的反对是否阻止习惯国际法的产生?或者仅对该国不产生法律效力?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是否一定要以直线基线的实践来证明其整体性?等等。

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小奕認爲,美國的航行自由計劃以“國際水域+過度海洋主張”爲借口,違背人類共同利益和曆史潮流。美國對航行自由的宣傳已經偏離了其正常的發展軌迹,所以航行自由面臨著又一輪的“破”與“立”進程。在這新一輪的進程中,中國可以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因此,我國應將航行自由納入我國的外交政策和海洋戰略。

海南大學國際司法與仲裁研究中心主任高聖惕教授通過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其附件進行解釋,提出在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已經做出建議時,在公約規範下,沿海國在劃定外大陸架的界限時,無權偏離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的建議。

上海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楊顯濱秉持“三要件說”否認俄加兩國對北極航道的“曆史性水域”主張,即東北航道不是俄羅斯的“曆史性水域”,不具有內水屬性;西北航道不是加拿大的“曆史性水域”,不具有內水屬性。其主張構建以“地理海峽”和“被外國使用”爲中心的國際海峽界定標准,堅持以文義解釋規則和適當顧及原則適當限制“冰封區域條款”的適用範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江河主張適用適度國際主義——中國和東盟的一體化將化解了區域內唯一一個大國,即中國的大國政治所帶來的悲劇,並將東盟小國政治的依賴性轉向區域內部進而排除了域外大國的幹涉這一司法方法的弊端。促進了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互動,使得南海爭端得以和平解決。

三、海洋保護區問題

浙江海洋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全永波教授提出,中國具有參與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機遇,但同時面臨海洋環境生態治理國際規則、海洋生態環境治理國際合作的不足等挑戰,他建議中國通過完善參與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規則、加強參與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實踐落實、推進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國際合作與協調等參與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教授白佳玉認爲,南海符合設立特別敏感海域的標准,建議向國際海事組織申請南海適用特別敏感海域制度。她提出:在全球層面,周邊國家應在《南海各方行爲宣言》的基礎上向國際海事組織積極申請設立南海特別敏感海域,共同協商環境保護合作問題;在區域層面,北極理事會模型能夠爲今後指導南海國家間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經驗。建立南海區域環境合作治理制度不僅是保護海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有效解決方法,也爲周邊國家提供了一個溝通和合作的平台,從而最終實現和平解決南海海上爭端問題。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魏德才認爲,南極模式不能適用于解決南海問題。首先,不具備前提條件:南極模式適用于全球公域但南海不是全球公域;南極模式要求非軍事化但南海不具備實現條件;南極模式要求凍結領土主張但南海缺乏相應國際政治條件。其次,以南極模式來解決南海問題損害我國南海權益:凍結領土主張等于否定我國的南海權益主張;片面非軍事化意味著要求我國島礁去功能化;南極模式將爲域外國家介入南海事務創造平台。在此基礎上其提出針對以南極模式來解決南海問題理論構想的應對策略:重視島礁防衛的主權屬性,來披露片面非軍事化的謬誤;重視半閉海理論以避免域外國家的不當介入;重視談判協商是解決南海問題的唯一出路。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副教授蔣小翼指出,海洋保護區目前存在由小到大的規模化發展、全球海洋保護區網絡化發展、由國家管轄範圍之內擴展到國家管轄範圍之外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她認爲建立公海保護區的程序必須以目標爲導向,最適合的模式爲“全球模式”,應包括總體程序、總體框架、選劃程序、指定程序、協商和評估、決策程序等。

重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斌指出,公海保護區的建立缺乏明確的國際法依據,公海保護國際法律機制呈碎片化。他提出在機制互動視角下公海保護區全球機制構建的路徑包括明確公海保護區全球機制治理的功能定位、有條件認可現有的區域公海保護區實踐、強化國際機制之間的溝通聯絡等。

四、“區域”資源開發及BBNJ問題

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周江教授認爲,開發時代到來之際的國際海底管理局重新定位包括:應然定位——分享者,代表全人類行使權力、使全人類從共同繼承財産中受益;開發時代的必備素質——執行力,面對真實的利益再分配、需要發展壯大,有效監督,成本效益管理;有執行力的分享者,體現在管理局的規則制定的活動中、管理局對公約和執行協定對其賦予法人權力的縱向挖掘上、對規則的實施上。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晏瑲指出,區域性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應該可以被視爲最具可操作性的全球治理方案。他認爲中國參與區域性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策略包括以區域多邊合作爲指導原則、以構建區域性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法律框架爲實施路徑、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爲共建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衡指出,區域內資源開發規章草案爭端解決條款設計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各方的相關意見與現有機制和實踐。其指出2018年的兩份草案比較接近三份勘探規章中的爭端解決條款,在制定過程中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審查機制並沒有得到解決,只是暫時回避。而各方意見太多可能也是2018年兩份草案刪除審查機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到目前爲止,從制定模式到具體內容,爭端解決條款的設計似乎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一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澄清。

海南大學法學院講師何海榕認爲,BBNJ協定與公約的關系其實是一個補充與完善的關系。BBNJ機制構建的談判過程中除了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事情,還要考慮怎麽去執行機制的問題。她提出,中國在BBNJ談判或者最後協定達成過程中,中國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陣營中扮演協調或者調解的作用。在調解和協調的過程中,結合我們國家目前自己的實際情況,推動一些訴求或者說在規則的建立。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博士生趙青認爲,隨著區域漁業的發展,目前的非船旗國對公海漁船的管轄權正在逐漸從相對性走向普遍化,從多樣性走向統一化。除了覆蓋範圍的擴大,其實施的有效性因其對區域漁業組織成員國漁船強制適用而得到保障。但是,一般來說,非船旗國不可對違法行爲人和涉嫌違法漁船采取強制措施,其執法前後也受到程序上通知船旗國的掣肘。

五、軍民融合及自貿港問題研究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張衛彬教授提出,條約解釋應按照當時意義進行靜態解釋,但是部分條約條款術語隨時間流逝其含義也在發生變化,故而采取演進解釋方法。目的解釋論、國際習慣法和《維也納條約公約》第31-32條可爲演進解釋提供法理基礎和依據。應當說,國際法院和仲裁庭呼應時代的發展變化、人權價值的趨向及“對一切”義務等應然要求,采取演進解釋不僅具有現實需求,也是能動造法功能的體現。但是,對于如何適用演進解釋抑或靜態解釋並沒有形成明確的具體規則。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肖鳳城指出,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法律保障的程序性問題是立法研究的關鍵性問題。因此,程序正當化、合理化是軍民融合立法研究的關鍵性問題。立法擬解決的重點難點問題包括:何謂規範意義上的軍民融合發展;明確實施軍民融合國家戰略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的總原則和新要求、與其他國防與軍隊法律法規相協調;規範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實施的權責和程序;探究軍民融合發展實施的動力機制,尤其是要探索運用市場經濟的新手段、新方法夯實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基礎、著重探索中國特色的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及其軍民融合中的法律保障等。

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李明傑指出,海洋領域軍民融合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戰略研究滯後、體制機制對接不夠、業務化保障能力差。他提出通過以軍民融合思維完善現有涉海相關法律制度、建立海洋信息資料的分級、分類和共享法律制度、建立軍警民協同維護海洋安全和海外利益保障的制度等推進海洋軍民融合法制保障建設。

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常健提出,海南作爲改革的橋頭堡,尤其要形成可推廣可複制的經驗,要以法治思維和規則意識引領,和有規則的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在內的經濟體制和社會創新,通過立法先行、制度建構和規則引領,實現金融領域的創新發展和穩健成長,尤其是探索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權限的分工,監管協調,地方金融風險處置規則。

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阙占文認爲,跨界環境影響評價應屬于獨立國際義務。跨界環評雖源自預防跨界環境損害之目標,已然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成爲一項獨立實踐。跨界環評屬于行爲義務,而非結果義務。如果將環評義務解釋爲預防跨界環境損害的附屬義務,將使其變爲結果義務,而非行爲義務。考量環境影響評價義務應衡平國家主權與不得造成跨界損害義務。

中國政法大學軍事法研究所博士生馬天提出,應在充分運用好“海洋強國戰略”“軍民融合戰略”等國內政策的同時,發揮出社會主義特色軍民融合法治體系的優勢性作用,構建出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海上構建物信息系統布放審批制度。使其能夠在嚴格保障國家地理信息與軍事機密安全的前提下,又能兼具一定的經濟性、社會性與時效性。

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石冠彬認爲,司法機關應當以尊重意思自治爲基本價值追求,爲私法自治提供司法保障,爲海南建設自由貿易區(港)營造自由、平等、公正的氛圍,爲商人形成交易習慣、商事規範自然演變提供正確的價值引導,最終也能促使特區商事條例立法的突破,爲第五次商法規範推動社會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稿件來源:中國法學會法學期刊研究會、海南大學法學院、海南省南海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海南大學國際司法與仲裁研究中心)

(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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